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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伯钧是毛泽东「钦点」的「中国第一大右派」。有一天，他和女儿章诒和聊天时，谈到中国「历史学界第一大右派」向达，称赞向达是非常难得的高级人才。

章诒和来兴趣了，问：「他怎麽个高级法？」章伯钧扳着手指说：「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、西域史、唐史、敦煌学，还能编蛮书，搞翻译，对中国美术、壁画也是很有研究。」

这位章伯钧口中「非常难得的高级人才」，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，一生又有怎样的特殊经历？今天，我们就根据孟彦弘的文章《不合时宜的倔犟》等资料，走近这位史学界的大师。

北京大学一级教授、向达跟中国着名作家沈从文是老乡，湖南湘西人；1924年毕业於东南大学历史系；後来先後在浙江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担任教授。向达是在中外交通史、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第一流学者，译着的论文和专着达100多种，重要着作有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等。

1949年前後，有人邀请他到美国讲学，他婉言谢绝了；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多次邀请他南下，他也婉言谢绝了。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批评性言论，使他一度被认为是「进步教授」，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之一。

中共当政後，向达成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、北大图书馆馆长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
「史学界第一大右派」、向达深受当时北大「科学与民主」精神的影响，又「为人憨直、是非分明、毫不宽假」。他曾公开表示：「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，使它做得好，不让它变化。」不过，他的愿望落空了。

1957年，中共发动「反右运动」，北大成重灾区，向达则成为重灾区中的众矢之的。

1957年10月1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报导说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，「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、雷海宗、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」。向达一下子成了全国史学界的第一大右派，遭到猛烈炮轰。

第一个炮轰他的是北大副校长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。翦伯赞称，向达把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比喻成「张宗昌带兵」，这是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；向达攻击科学院的领导，「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」；形容中国的「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，呼之则来，挥之即去」。

向达曾提出：中共建政後，中国「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」，绝大多数搞历史研究的人，都把主要精力放在「五朵金花」上，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、资本主义萌芽问题、农民战争问题、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、汉民族形成问题。翦伯赞说，向达讨厌这五朵花，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」。

不止「五朵金花」、其实，在向达看来，中华历史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怎麽可能只有「五朵金花」？他是研究中国历史的，像所有老一代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一样，他深爱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。

他曾不远万里跑到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梵蒂冈，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。仅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，就抄写了20多万字中国近代史料！他还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详细的卡片，并抄录、写成目录提要，记上卷子的编号、名称、长短、所存行数，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後五行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，带回国内。

抗日战争胜利後，向达是强烈要求日本赔偿中国文化损失的学术界代表之一。

向达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，都是在大陆中华民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下完成的。他曾写道：「学术自由，思想自由，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，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，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。这种精神，需要创始者，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。民主、自由，有历史作记录与证明，诡辩、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。」

向达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陈寅恪的好友。陈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「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。1953年，陈寅恪从前的得意门生、後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汪籛到广州，劝他北上，遭痛斥。之後，陈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态度，其中就有向达。

但是，中共建政後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领域，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这让向达很不理解。他曾说，考古发掘，你怎麽区别这一铲挖下去是无产阶级的，那一铲挖下去是资产阶级的？

搞民族分裂？

1957年向达被打成「右派」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有人指控他搞民族分裂活动，甚至有人说，他想当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。

1950年，湘西土家族人提出，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，不应再被视为苗族。直到1956年10月，中共最高当局才接受这一要求，但没有正式公布，湘西土家族仍处於苗族自治州「代管」的地位。於是，湘西土家族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，向上反映，要求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。作为土家族的知名人士，向达自然成了家乡人寻求下情上达的对象之一。

1956年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向达回老家湘西考察。回到北京後，写了一份报告，发表在全国政协刊物上。1957年3月18日，向达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政协联名发言，认为在湘西北、鄂西北、川东南有一个少数民族——土家族。这些言论现在看来仍然十分中肯，并无过激之处。但在「反右」运动中，他们的言论竟然被认为是「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」，两人都被打成右派。

据北大历史系的田余庆、夏自强回忆，向达被定为「右派」，最终决定权不在北大，而在中共高层。

文革中再次蒙难、到了十年文革期间，曾经的大右派向达，自然在劫难逃。他是文革爆发後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「牛鬼蛇神」。先是被一再批斗，後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昌平县劳动改造。向达文革中的遭遇，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记载。

北大历史系教授邹衡回忆说：「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，是在1966年6月，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，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『坐飞机』，一跪就是几小时——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。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，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，躲在一边落泪。果然，从此以後，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。」

同是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教授回忆：1966年9月27日，中共「国庆节」快到了，北大这些「反革命分子」难受的日子也到了。学校命令他们立即下乡，向达也去了。下乡後，分为两组。一组是严重的「牛鬼蛇神」，二组的罪行较轻。向达在一组。

那时，向达有尿毒症，腿肿，走路疼痛。他找监管的医生，医生不给他看病，只给他消炎片。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，越吃越坏。邓广铭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，向达因「问题严重」不能回家。

预知难逃厄运、再後来，向达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走路都很困难，不得不回家。回家时，他的浮肿已经到腰了。向达夫人送他去校医院。几个医生一见是向达，就骂道：「右派分子」，「反动权威」。他们不给好好看病，胡乱开了点药，就打发他回家了。向达夫人要求住院治疗，这些人不准，还骂人。

从校医院回家後，向达躺在床上对夫人说：「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。」夫人哭问：「你要是死了，我怎麽办？」向达指着地上的书说：「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，我死後你就卖书度日吧。万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就去找燕生，就跟燕生过吧。」燕生是他们的长子，在天津工作。

几天後，1966年11月24日，一代历史学家向达，在瑟瑟寒风中撒手人寰。之後不久，他留给夫人的书，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偷走了，一本不剩。其中很多书极为珍贵，不乏善本。

章诒和回忆说：「向达是右派，算『前科』，受罪挨罚最多。他早有思想准备，曾对家人交代：如有三长两短，不要意外和惊恐。」

北京大学是中国最着名的大学之一。1917年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，提出「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」的办学方针，一时开风气之先，使北大成为人才云集、英才辈出的学术殿堂。中华民国时代，北大出了不少大师级学者。

1949年中共建政後，在历次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，北大都是重灾区。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被迫害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

到今天，北大事实上已成中共的党校，「独立之精神」难寻，「自由之思想」难存。

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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